是又觉得没有什么要悔改的必要。

“我印象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用那种笑对着我，”江措给孟醒描述那种笑容，“什么都没想，没有太多烦恼，前途一片明朗，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孟醒不太能想象到那是什么样一种笑容，但是他见江措的第一面，在香格里拉的夜晚，在索南二层楼的民宿，在轻微高反的缺氧的潮湿里，发尾的水珠滴进锁骨的一瞬间，他还是能记得江措对他笑，说他真漂亮。

那时候以为江措也这样，没什么烦恼，毕竟做风嘛，比赛都能放半桶水叮当，一下子是不会让人从他的笑容上想到家庭和前途这一类无聊严肃的东西。

“结果他说得没错，我阿妈真的难产，胎儿太大，胎位也不正。”江措眨了眨眼睛，不大能笑得出来，但也不想让表情太悲壮，毕竟这只是他自己的苦难，没必要去影响别人。

于是他选择一笔带过式的讲述：“显然我阿爸放义诊队进来就是很大的让步了，他又管不了我，只能管着我阿妈那样一个行动都不便的产妇，我跟他们鬼混就算了，他是不可能在我阿妈难产的时候提出来要去看北京来的医生的。”

“他去找藏医，但是时间来不及，我说我去找义诊队，他又不让。”

江措自己没意识到手凉，他怪五月底的迪庆夜晚风太冷，想站起来把能看见星星的窗关上，却连站直都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