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无际的权力也是能保持的；但是，由激进派赠送的礼物，可从来都是在暗处标好了价格哟。

第73章 谋划

如此沉默了片刻, 刘礼喃喃开口了：

“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穆祺很坦诚：“说实话，你不能指望我能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运筹帷幄，提前几十年就预定好结局。大多数时候我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甚至要等到后世的结果展现在眼前，才能勉强猜出事情的进展……”

他敲了敲桌子，又调出来一份资料。比起啥都不懂只会看着洋人拍马屁然后在被褥里扭得像条特大号蛆蝇的老登, 他这个现代人至少还知道穷根究底, 花费偏差值翻一翻这些暴论的底细。而果不其然，费神一翻后立刻就找出了华点——据这篇暴论引用的资料介绍, 那本由洋道士斯密写成的意林风大作《中华见闻》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中原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但流传到欧洲后却大受欢迎, 直接缔造出了后世赫赫有名的“自由放任学派”，主张以华为师，效法大安, 减少管制减少约束，克制权力恢复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只能说, 欧陆大儒也是大儒, 上头之后小嘴叭叭的很会念经。

不过大儒的水平还是有的。斯密的原典里对“自由放任”的论证非常粗糙，仅仅是以飞玄真君的“无为而治”作为证据。而后世的欧洲学士们就非常专业了，他们设法弄到了大安内阁的档案, 在详细统计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虽然甲寅变法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快速繁荣, 生产活动日益复杂，但内阁处理的公文却并没有明显的变动；如果以公文的数量来衡量政府的权力, 那么经济发展居然并没有导致权力的扩张——这还不能说明大安朝廷“高贵的克制”吗？

能开宗立派的人就是不一般，你看看这反思的角度和方法, 不比纯粹硬舔的低端货色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要不是身处其中明晰根底，恐怕穆祺也要被忽悠得精神错乱。

不过没有关系，欧陆大儒念的经准不准是一回事，人家找出来的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从公文数量来判断政府权力确实是非常精妙的思路，如果变法几十年经济扩张十几倍后公文数量居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只能说明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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