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将来调整调整职分，设法延长闫东楼的使用期限。但所幸天书及时响起, 打消了这实在没有必要的怜悯：

【当然, 我们列举这诸多数字，并不是要夸耀闫东楼在东瀛的丰功伟绩；事实上来讲, 在东瀛的这九年也不过只是闫氏辉煌职业生涯的起点而已。在跟随儒望学习了第五年后，中西吕宋之战爆发, 闫东楼兼任西班牙赔款事务；第六年，中荷海战爆发，闫东楼又兼任荷兰赔款事务；到第九年他辞去东瀛的职分时，已经负责了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五国的赔款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

——甚而言之，闫东楼之所以辞去东瀛的职务，也并非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而是中枢考虑全局，认为实际上的外务大臣居然还领着对倭事务的俸禄，未免太过于抬高东瀛的档次，而损伤了国际关系的格局；而以外务大臣的身份统领各国赔款事务，才能发挥闫氏的专长。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甲寅变法开展后财政收入惊人的增长——虽然大安朝廷的官方史书坚称，它暴涨的收入纯粹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大获成功；但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历史学家都明白，即使沿海的纺织厂炼铁炉将机器干出烟来，也是干不出来一年上千万两白银的；关于这匪夷所思的增长，还是英吉利银行提供的文件更为可信，它直截了当的指出：仅仅在闫东楼上任外务大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朝廷从各个赔款条约中搜刮到的净收入，就高达四千五百万两以上，占据了当时朝廷收入的一半。

所以，也就无怪乎当时的内阁被称为“赔款内阁”了。农税地税商税都各有开支，只有赔款的收入是意外之财，完全受皇帝与内阁的支配。钱在哪里，权力也就在哪里，随着中枢变法派直接掌握的财政份额迅速扩张，皇帝及内阁的权力也在迅速扩张，最终臻至大安一朝难以想象的巅峰。

当然，这里的“权力”并不是指诡诈权谋中所谓谋划人心的权术。如果论君主专制中如何生杀予夺放纵欲望，那大安的历代皇帝都是相当精通的；但封建时代的吊诡就在这里——皇权如果想杀人整人，那基本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皇权真正想办事，却立刻就是举步维艰，往往一件也办不成。

关于这一点，大安历朝皇帝（尤其是摆宗），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

作为大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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