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情说清楚，二郎给你做主。”

周老爷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对儿子说了一遍。

却原来是大干朝的佃农多为没有任何土地的流民，对田庄主的依附性极强，所以，按照大干朝约定俗成的规矩佃农要将收成的六成上交给田庄主，自己仅余四成，而需要向朝廷上交的各种苛捐杂税也要从这四成收入里出。

周老爷子自己种了一辈子地，知道种地的辛苦，他一方面觉得庄子里的佃农辛辛苦苦干一年，所得收成大部分都用来上交田租，他们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太过可怜。

另一方面，老头儿特别迷信，上次二郎被降职，他嘴上啥也不说，心里恐慌得很，总觉得自家得了滔天的富贵，得散财，财散福来，他得给小儿子和大孙子积累功德。

老头儿寻思着既然田庄里的土地都是自家的，那收多少租子便由自己说了算，于是就给改了规矩，让庄子里的佃农上交四成，六成归自己。

这规矩一出，庄子里的佃农们自然是高兴异常，无形中干活儿积极性都比从前提高了不少，前些日子伏天的麦子收割完毕，老头儿发现虽然少收了两成租子，可自家这粮食收入跟往年的记录比，好像并没有少多少，对庄子里的佃农们来讲，少交了两成租子，生活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加上伺候农田上心，所得粮食与往年比，都不止多了两成的样子。

本来是个皆大欢喜的好事儿，事情就出在周老爷子比别家主子少收两成租子的消息迅速在周边田庄的佃农之间传开。

佃农们要上交六成租子，又加上大干朝各种明目的苛捐杂税甚多，生存已经被压榨到极限，只能保持个饿不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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