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租股”通常是由绅商们把持的各县租股局，在政府公权力的支持下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每年四川农户的租股负担大概是200多万两。由于川路公司高管的无能和贪墨带来的烂摊子。

更为严重的是，1909年，商办的川路公司筹集资金近千万两，为了所谓的保值增值，管理层大搞“资本运作”，在投资一家官办企业重庆铜元局巨亏200万两之后，川路公司管理层又斥资350万两，存入上海三家钱庄，该笔资金最终卷进了1910年的上海橡胶投机危机。当上海的那些钱庄倒闭时，川路公司的这一部分钱大都打了水漂，最终造成了近八百万两之巨的无法追讨的烂账。

各县的租股局跟川路公司相互勾结、倾轧，借助着几年的‘运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即清廷以外的第二衙门，又通过收买官员等、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铁路国有’的确有清廷的无能与责任，但是究其根本罪责却来自于各地的租股局势力，就连大清朝廷也在他们的煽动之下，成为四川七千万民意所痛恨的对象，为这些租股局的土豪劣绅们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锅。

一个不能不提到的很讽刺的事实，在后世历史上被多次歌功颂德，赞扬人民不畏强权、反抗清廷压迫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上却是因为清廷的铁路国有导致四川当地官僚加乡绅势力不能继续通过贪污、挪用铁路建设款项，而引发的四川当地势力对清廷的不满，甚至后世互联网上已经能够查到不少的相关证据，证明当年的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有参与了租股局的势力扶持，更有一些年轻的激进学者认为，当年挑起了保路运动的源头——成都血案，这其中也有租股局等势力的影子，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不过为其背了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大黑锅罢了！

这个势力对李汉的四川军政府隐隐表现出敌意，显然，有些人认为势力太过强大的川督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乎，莫名其妙的何进接连收到了不少原川东军政府派遣往下面县城、乡镇的底层官员或被架空、根本没有权力可言；更有激进者，甚至军政府派出的官员还未抵达地方便遭到山贼、土匪袭击而丧命。

初时一次、两次，何进还只是以为是因为四川局势混乱，导致各地马贼、山贼之流众多导致的。但是接连出现十几次、甚至更多时，尤其是在军政府掌握了盐都自贡之后，这种情况便更加严重，这时候傻子也发现了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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