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单位业已确定，如今联合盐业所售之盐一律按照军政府新推行之十进位磅秤为准，不再以以前的石、担为衡量。石、担之祸安平勒世也罢，一旦灾年必导致市面混乱。比如小民购盐多以两为单位，往年经济较好之时可能一斤兑八两，经济不好之时也可能一斤兑换十四五两，无形之中伤民伤财，我军政府如今恒定一斤为十两，任何敢有不从者，结果保民之财，为我这改革奠定了基础！”

“卑职认为，盐政之祸在于盐引。虽然南北之民每年所享用食盐不等，但大体平均，有案可稽，各地食盐数量可由人口多寡决定，这本来简单易行。但各地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同。经济展不均衡，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和农村收入地影响极大，促成了人口流动加速，往昔一旦有灾，必然流民四起，近50年来特别随着轮运的兴起和铁路的铺设，人口流动愈加频繁，所需食盐必然也处以剧烈变化中。旧有的引额分配、销区划分如此僵化。岂能适应新的模式？随着时间地推移而做缓慢更改，不仅不能改良盐政，反而更加暴露了它的众多弊病。地方各级主管盐务的官吏与旧式专商沆瀣一气，为保存他们共同的既得利益，在所辖区域食盐供求失衡，甚至生盐荒的情况下，亦不肯改变旧章。而此时朝廷地指导思想也是尽量遵循成例，避免矛盾，以不减少盐税收入为难绳。抑或地方民众和官吏上书要求改变某地食盐供应渠道，也往往亦难获批准。如江苏镇江旧食浙盐，由盐场至销地水路六七百里，脚功自多，官盐价贵，而如皋、通泰各场所产淮盐，与镇江只一水之隔，脚费无几，私贩价值甚贱，人民纷纷购食。由于难于限制私盐，两江总督曾奏请改食淮盐，而朝廷派员征询浙江宫宪意见后，却以维持浙引为由，不予批准。非是浙江官员看不到此种弊端，而是私心在作怪尔。又如湖南等地，本以食用我湖北之盐为使，却强迫销淮引……”

李汉眉头微皱，倒是没看出来这郑万瞻竟然如此啰嗦，只好插了一句：“说重点，你有什么改革之法！”

“呃”

郑万瞻这才发现几人面上都有些不愉，只好省略了这些不说，道：“卑职的改革之法便是改革盐引制度！”

“说”

“卑职认为，盐引的存在限制了食盐的销售，这点便是参考‘联合盐业’的成功。上十年我湖北原本每年民众所购之盐平均为9斤、四川稍高一些为13斤，然今年记录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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