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指相握搭在腿上，干练的坐姿不像是来接受评估，而是来开会。

时间上已不允许循序渐进，评估对象也不像会配合的样子。咨询师略过了寒暄，单刀直入地问：“那天开枪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人质有危险。”贺亦巡说。

医院的办公室，绝望的病人，被挟持的医生，恐慌的人群。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颇有争议的那个下午。

“但事后证明歹徒的枪没有打开保险。”咨询师平缓地道出事实，仔细观察着贺亦巡的反应，“他挟持医生，只是想要得到公平的对待，因为好不容易排到的器官被特权阶级插了队。之所以朝着警察举枪，可能是他感到绝望——不及时做移植手术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干脆借警察的手来了结自己。”

“这只是你的猜测。”贺亦巡的语调毫无波澜，比咨询师更像个旁观者，仿佛开枪打死歹徒的人不是他，“也可能，他就是想拉所有人陪葬，只是忘了开保险而已。”

“你有了解舆论吗？”咨询师问。

“我不关心。”贺亦巡的回答在意料之中。

歹徒是否真的想要伤害人质或袭警，舆论几乎是一边倒。

带有悲情色彩的人物总是能博得同情，市民们无视了另一种坏的可能性，都倾向于认为歹徒是个罪不至死的可怜人，贺亦巡不该结束他的生命。

后续的事情可想而知，对特权阶级的仇视开始发酵，对贺亦巡的批判也上升至整个警察群体。

但看贺亦巡的样子，他似乎不是很在意。

“你知道心理评估的结果会影响你的职务吧？”咨询师不得不提醒这次评估的重要性。

“我当时的判断没有任何问题。”贺亦巡直截了当地结束对话，抬手看了看时间，“你还有什么要问吗？”

正常人，哪怕有1%的可能性误杀了别人，都会感到内心煎熬、坐立难安。

但贺亦巡是个异类。

一方面，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他可以做到心安理得，说明他不会因此产生心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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