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贡献的是协和的宋教授。

那是1953年。宋大夫除了在协和医院任职外，还兼管着北京同仁医院妇产科。

病人姓曹。也是一位妇产科医生。那一年，病人30岁。原先她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丈夫在北京，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前不久她调到北京，然后怀孕了。她觉得自己怀孕有些异常，于是去检查，诊断是“葡萄胎”。

长了葡萄胎，必须刮宫，将zigong内病变的组织清除干净。那时候还没有b超。医生凭藉的检查手段，只有听诊器及很少几项化验检查。

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突然，她说，她感觉有“胎动”。有胎动，说明是正常妊娠，从而就否定了葡萄胎的诊断。

她又回到了病房，继续观察。

隔了几天，宋大夫认为她还是得了葡萄胎。于是，第二次把病人送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台上，病人又说自己有“胎动”。

病人也是妇产科医生，她应该有能力辨别腹内是否有一条新的生命在躁动。或许是她太盼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了，她坚持不要做手术。结果又回到了病房。

第三次走进手术室，给她做了刮宮，确实是葡萄胎。

一年后，病人再次入院。这一次是葡萄胎恶性病变，诊断是绒癌。手术切除子宮，是当时唯一的治疗方法。手术以后一段时间，病人继续留在医院恢复身体。一天中午，她和往常一样，正在与同室的病友打扑克，只听她突然一声惨叫，口吐鲜血，当即气绝身亡。

女医生死于绒癌肺转移，肺动脉破裂大出血。

宋教授告诉我们，不久又有一位女病人，死于同样的病。她的年纪更轻，只有26岁。

50年代初期，学术问题上“一边倒”，只有前苏联的学术观点才是“正确”的，弄得谁也不敢看英文书刊。

一个又一个绒癌病人相继死去，一次又一次刺痛着宋鸿钊教授的良心。他想在攻克绒癌上有所作为。但是，当时国外有一位病理学专家曾经断言：“癌症治不好，治好的都不是癌。”宋大夫平静地对我们说：“我只想到如何挽救病人的生命，却没有想到今日的荣耀。”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1955年的时候，由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领导上安排宋大夫去搞“药物流产”的科研工作。他首先从中草药里筛选，挑选那些中医典籍中或是民间验方中认为孕妇不能使用的药物，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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