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呓语以愚，直到东临恶邻窥境、先杀我民、再掠我财，还要割我南海宝岛，方才稍感痛疼，渴望有所改变！”

他这一文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几乎囊括了满清统治中原的数百年，尤其是近代所有大事基本都有点评，而且字字夺目、笔笔诛心，通篇文章都将满清鞑子批得没有一点实处，好似还未开化的野蛮贱民一般。却是完全撕破了脸，反正清军不日便要南下，哪里还有保留。

汉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一个民族，平心而论，后世西方曾有观点，提到这个世界上最温顺适合统治的民族时，汉民族高居榜首，一举成为了西方人文行为、社会科学学术界纠结了大半个世纪都没弄明白的话题。

其实，对于‘立宪’与‘革命’之道，后世国内学术界早已经有了定论了。

即，当时满清政府的先后两任统治者—慈禧、摄政王载沣二人真要痛定思痛，拿出足够的魄力来接受‘立宪’之理论，则清皇室或可再续半个世纪，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巨大阵痛或许也能消去。

可叹非是二人无能，盖因两人都是非常人物，早就看穿了这‘立宪’背后的巨大危机，即此理论实则不过‘保中国非保大清’之举，于是才有了光绪26年是公元1900年初的这么一道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今再次“着即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

两位立宪功臣顶上两颗人头却被打上了十万两重赏，这里面的味道足够有心人喝上一壶了。

不过，满人不信汉人信，革命派为挤兑立宪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义的排满号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一次次发起几乎是屡败屡战的暴动，让梁启超眼见年轻鲜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却徒唤奈何。倒是在他们之外的袁世凯看得清楚，他说满清是一棵将近300年的老树，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搞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又没有力气。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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