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次，举国舆论“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五年之后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这五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先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列强诸国同时宣战。

庚子国耻不仅彻底打醒了国内的革命先行者，也打痛了一心妄图享受的满清宗贵阶层。

在巨大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9月1日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它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确实，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传。所以1907年初他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确是一语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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