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较高，需要购入大量的煤炭。结果本来机械做工带来的优势，又被拉了下去！

郑万瞻一边说，一边将国内的各处的盐务情况给他们说了一下，免得周善培、胡瑞霖等两眼一抹黑。

李汉已经不是第一次过问盐政了，倒是比其他几人知道的多不少，他边走边问，“咱们川鄂的井盐已经大量采购机器作业，生产能力已经比之两淮、长芦不差多少了，但是我听联合盐业那边说道，咱们的盐在跟两淮的盐竞争时竞争力不大，这是为什么？”

“产盐量上去了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万瞻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1700-19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900余万。四川的盐税约莫跟粤盐盐税差不多，一年都在400万到540万之间，但是咱们湖北自去年十一月截止到现在只有178.24万元，这里面固然有军政府的减税因素在里面，更多的原因却是咱们的盐只能在省内低价卖，卖不到省外去！”

李汉眉头一皱，现在川鄂两省的年产盐量加在一起约莫49万吨，已经超过了两淮拥有了国内第一的产盐能力了，但是加在一起乘以三才勉强等同于两淮每年贡献的盐税，这里面似乎有些解释不通的地方了！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最终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四川因为川盐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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