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原有的本地文化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史前文化。他们还判断，这支人群和这种文化向中国的行进路线，是经过新疆和甘肃的。除了彩陶，仰韶文化所发现的鼎、鬲、小口尖底瓶、石环、贝环等器物，可能也是从西方起源的。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被称为“中华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那段被外敌入侵的日子里，一方面，有的中国学者痛定思痛，寻找自身文化上的问题，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有很多学者坚信本国文化是优秀的，要捍卫本国文化几千年连续的传统。在各种思潮混杂的时候，西来说在中国学者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时反对西来说的中国学者并不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只能拿古书记载来反驳，难免有点儿“鸡同鸭讲”的尴尬。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建立起来，中国学者终于有能力从现代科学入手，甄别西来说的对错曲直。中国学者发现，中华大地上彩陶文化的出现，有东面早、西面晚的现象，比如，甘肃的彩陶源自陕西关中地区，越往西去，彩陶出现得越晚；新疆的彩陶很多来自甘肃，出现时代更晚。

常识上讲，一定是出现早的地方把文化传播到出现晚的地方。因此，安特生认为彩陶从西方经过新疆、甘肃传入中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学者因此断言，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们自己的祖先独立创造出来的，并不是西来的，进而从宏观上看，中华文明也应该是从本土孕育出来的，并不是西方传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本土说”（以下简称“本土说”）。

仅从中华大地的彩陶出现年代分析，本土说所描绘的彩陶从东向西传播、从中原向新疆传播的路径，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站在世界彩陶的分布及年代角度分析，就会出现矛盾。

世界远古彩陶的分布地点，从东亚的黄河流域一直向西蔓延开来，经过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和东南欧，形成了长达一万多千米的“彩陶文化带”。我们很难想象各个区域的彩陶都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相互之间没有传播和借鉴行为发生。

从时代上看，在距今8000年前，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随后是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希腊、巴基斯坦、埃及等地相继出现。如果把这些地点的彩陶出现时间标在一张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规律：基本上与伊朗、伊拉克相距越远，彩陶出现时间就越晚。而且很多地区的早期彩陶在颜料、纹饰上有很多类同，这表明世界彩陶以伊朗、伊拉克地区为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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